从来就不太像乒乓的中国乒乓

它是一项1988年才正式进入奥运会的体育比赛;它是一种以赛璐珞为原料、直径40毫米的运动器材;它是英国人无聊时搞出的休闲活动。

不过在当代中国,它被奉为“国球”;它是政治,它是历史,它是民族情感,它是国家利益。它是狂热,它是压抑,它是豪迈,它是哀伤,它可以是你想象得到或想象不到的一切。

大约在清朝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前后,上海四马路(今福建路)大新街一家文具店的店主王道平东渡日本,希望选购一些比较新颖的文具用品。日本人的一场乒乓球比赛吸引了王老板,于是,几只乒乓球及其他乒乓球器材被带回上海。这种小巧的赛璐珞为原料的小球,竟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无比神奇的旅程。

1961年4月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夺得三项冠军,霸气初显。如果说两年前容国团首获世界冠军,是对中国乒乓大潮的预热,这一次在北京的大捷,彻底把一个东方大国对小小银球的巨大热情推向沸点。

“在北京,走到任何一个胡同里,都能看到有人在打乒乓球,有的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球台’蹲着打,有的拿着木板球拍对着墙打。”当时的国手张燮林被这样的举国乒乓的场景感染着。

在北京大学的阶梯教室里,通常是几百名学生围着一台十多英寸的黑白电视,收看比赛转播。年轻的叶永烈也身在其中,“除了前排的少数人,我们在后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声音,被那种气氛感染,非常激动。”

1961年,正是红色中国最困难的时期,经济的极度困顿难免让人心生迷茫,对于年轻国家共和国的领导人而言,太需要为民众找到一支强心剂了。世乒赛恰逢其时,于是成为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中国球员连战连捷,宣传机器也开足了马力,对辉煌的胜利大加渲染,民众随之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容国团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到26届的辉煌,老百姓确实增强了信心和自豪感,人们觉得既然乒乓球能行,其他方面中国也一定能行。那时候不是总提‘超英赶美’嘛,乒乓球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张燮林回忆起那个激情澎湃的年月。

此前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乒乓球在中国是属于极少数人的运动。仅仅是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和广东,才容易看到一些乒乓球桌以及周遭痴迷的参与者。在张燮林所在的嘉定小学,只有一张球台,胜者坐庄,打上一盘球都是很奢侈的事情,而且必须三年级以上才有资格参加。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也留下过等人打乒乓球的记录,但那也是艰苦条件下偶尔为之的健身,乒乓球并未获得什么特殊礼遇。

除了要感谢“我英雄的乒乓健儿”的激励,还要感谢缘分,接触到乒乓球的国人发现,这是一项如此适合自己的运动,场地和成本要求都极低。哪怕仅仅付出一只乒乓球的花消,低至几分钱,就可以部分地获得这项运动的快乐。张燮林少年时的球拍,就取自家里相框后面的“三合板”,并随便贴一块胶皮。身处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没有什么球类运动能把门槛降到如此之低,轻易满足了中国人的参与热情。

1961年五一劳动节,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数以千计的表演者穿着统一的服装,列着整齐的方阵,人手一只乒乓球拍,集体做着各种击球姿势走过城楼,无限的革命豪情再次占据了人民的内心。

无论乒乓球激发的民族亢奋是否带有虚妄的成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在那个生活极度艰苦的年代,它适时地给过一个大国及其黎民以精神上的支撑力。

陈伯达曾和作家叶永烈讲过一个小故事:19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要求陈伯达写一篇关于共产国际的文章,特意嘱咐要写成“张燮林式的”,而非“庄则栋式的”。平时不甚关心乒乓球的陈伯达听得一头雾水,回去赶紧补课,后来大体明白,是要求他别采用咄咄逼人的姿态。

第26届世乒赛的男子团体决赛是在中日之间进行的。据当时的男团主力庄则栋讲述,比赛开始前,他被一位老首长悄悄拉到一间屋子里。老首长把门反锁上,问庄则栋:“今天晚上的对手是谁?”

这时,老首长做出一个更让人诧异的举动——他把裤子褪到大腿处,示意庄则栋看他臀部的伤疤:“这都是抗战时小日本给我留下的,”接着,他的语气像是在发出一道不容有失的死令,“小庄,你要给我报仇!”

这事出现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丝毫也不奇怪。体育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多么时髦的提法,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在多数人的理解里,体育不仅仅是体育——甚至根本就不是体育本身——而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1964年,男队的徐寅生被请到女队去做报告,题目是“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翌年年初,这份讲话稿经体委主任贺龙写下批语后,来到了的案头。阅后,要求广为印发和宣传,其批语是如此富有革命气魄:“……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辨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这一批示,竟然在当年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学习活动。当然,学习徐寅生的讲话也只是一个引子,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的、经久不退的学习思想的浪潮。

在那个年代,能够与“伟大领袖”见上一面,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至高的荣耀,而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们几乎是、人民大会堂的常客。据徐寅生回忆,他曾先后四次接受接见,至于时刻关心乒乓球的周恩来等领导人,则是每逢大赛出征前都要为球队壮行。

时至今日,黄秀珍老人还居住在北京幸福大街的一栋红砖筒子楼里,楼道阴暗逼仄,仿佛历史的苍凉触手可及。1968年6月20日晚上,她当时的丈夫容国团正是从这里走出,就此诀别他所热爱的世界。

1966年,“文革”开始,体育系统自然也不能幸免。训练和比赛全部瘫痪,徐寅生回忆说,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令人目眩的红袖标。在中国乒乓球界,冠军球员、冠军教练们首当其冲地要接受“造反派”的揭批。

在中国第一代乒乓国手和教练中,傅其芳、容国团和姜永宁都来自当时乒乓球更为普及的香港,他们为“国球”的崛起做出了特殊贡献,而这段“海外经历”,可以作为宣扬爱国主义的素材,当然也可以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罪状。

1968年4月16日,被隔离审查、时常遭遇皮肉之苦的“特务”傅其芳以一根尼龙绳求得了解脱,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只是在“禁闭室”的桌子上写满了“黑暗黑暗黑暗黑暗……”

1968年春天,中央的《5·12通知》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体育路线,原本已处在“造反派”讨伐漩流中的乒乓球名将们,感受到了更大的屈辱和绝望。

傅其芳死后一个月,时任北京队主教练的姜永宁也不堪屈辱,以同样的方式宣告了对现实的绝望。

作为中国体育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无声地面对着不断的批斗、审查,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想些什么,即使是她的妻子。

容国团生性平和,他的“修正主义罪状”,无非是拿了世界冠军,平素喜欢喝喝茶,听听音乐。他也曾试图“认识”自己的罪错,领会革命形势,但巨大的屈辱感还是占据了他的内心。

那天深夜,黄秀珍参加完体委的批斗大会,发现丈夫还没有回家,她出去寻找,呼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第二天,有人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养鸭场的歪脖树上发现了容国团僵直的尸体,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我的名誉胜过生命”。或许是对他决绝选择的一个诠释。

至今让黄秀珍想起来仍觉难以接受的是,容国团走得实在太突然,此前毫无征兆。“文革”开始后,他所面对的也只是精神压力而非肉体折磨。6月20日那天晚上,他们还去附近的阿姨家看望了不满两岁的女儿,容国团表情平静,言语简单,一如平常。

直到1979年,容国团等三人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国家体委还在八宝山为其补开了追悼会。“但是,追悼会上的骨灰盒,我知道里面的空的,容国团的骨灰早就没了。”黄秀珍说,容国团离家出走后,她不仅再没见到丈夫,甚至连遗体和骨灰都没有机会接触。

容国团祖籍广东珠海,他诞辰50周年的时候,珠海曾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铜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铜像下的铭文居然未提容国团的死因。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是容国团在香港时的球友,他回忆说,1957年,他们俩商量着离开香港寻求发展,他还劝容国团回内地更有前途,没想到竟因此害了朋友。

“文革”中体育系统“造反派”的论断是这样的:越是成绩好,越是世界冠军,就越是修正主义,是“黑尖子”。不可避免地,曾集所有荣耀于一身的乒乓球队成为了重灾区。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乒乓球,无论哪一种沉重与痴狂,它都做出了最经典的注释。

197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边境剑拔弩张,动乱中的中国外部环境也极其危险,处于各种“敌对势力”的封锁之下,属于典型的内忧外患。尽管树敌众多,但“美帝国主义”仍是中国人眼中的头号死敌。徐寅生回忆说,那个年代,运动员这个特殊群体交往起来少了许多禁忌,但是与美国运动员之间,确实没有过什么实际交流。

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已经因内乱连续缺席两届大赛的中国队,接到主办方的邀约。这个时期的中国政府,想表明一种对外部世界示好的姿态,但出席世乒赛又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涉。去与不去,成为国家领导人极其痛苦的抉择。中国体育的特殊功能和身份,在这一时期得以最充分地体现。

4月4日,美国乒乓球选手、19岁的大学生科恩练球结束,他长发及肩,穿着紫色的印花喇叭裤,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美国嬉皮士。他随意地登上一辆大巴,却发现车上的东方人都以怪异的眼神看着自己。蓦然间,他发现车上全是中国人,车上的25名中国乒乓球代表队成员也已认出这个特征明显的“USA”选手。

这时,浓眉朗目的庄则栋从最后排站起来,他走到科恩跟前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很高兴。”实际上,当时车上的其他人不是高兴,而是正陷入惊愕中,庄则栋一向行事直率、不大考虑后果,人们不知道此举将对他意味着什么。

庄则栋还掏出一件带有黄山风景图案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美国人科恩。这在当时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段偶遇被日本媒体加以报道,竟引起了远在北京的的注意。据庄则栋自己陈述,看了报道后大喊了一声“庄爷爷”,表示嘉许。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毛当时的评语是“这个庄则栋,不仅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当此之时,正在为一件重大决策摇摆——是否允许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他与周恩来最初的态度都是否定的,直到4月6日接近午夜时分,才颇为含混地对吴旭君说“邀请美国队访华。”没有人知道,庄则栋与科恩的故事,是否影响了的最终决策。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在15000名观众的整齐划一的口号下,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球员也情绪亢奋,科恩依旧穿着那条紫色嗽叭裤,他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跳起了迪斯科,当时现场的音乐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思想指引我们向前进》。

从历史的眼光看,即使没有科恩搭错车,即使没有“庄爷爷”大胆地迈出第一步,隔太平洋相对的两个大国的交往仍是历史的必然。以乒乓的名义打开那扇门,确实体现了政治家们在特殊时期的政治智慧。中美乒乓交流的参与者徐寅生说:“哪怕没有乒乓球这个媒介,中美迟早也要接触,只不过可能会晚一两年。我们很幸运,恰好被历史选择了。”

在中美两国回顾那段历史的出版物中,对于哪一方最先在名古屋示好,表述上存在出入。

《“乒乓外交”幕后》等来自中方的记录显示,美国乒乓球队的负责人斯廷霍文和哈里森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多次会面,委婉地表露出想在世乒赛之后到中国访问,学习。

而美国《时代》杂志的描述是——当时中国人突然令人吃惊地问到:“美国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自费进行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吗?”美国队的回答是:“非常愿意。”

事实上,究竟由谁最先发出信号显得无关紧要,此前的种种示好信号业已发出,中美交往早就成了双方共同的政治需求。

《“乒乓外交”幕后》的作者钱江评价说,在晚年尽管犯下了无数错误,但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他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正确决策。

关于乒乓外交,许多人仅仅知道它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其实它也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钥匙使用。

1971、1972、1973年,北京先后举办了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其中的亚非拉邀请赛,参赛国家和地区达到86个,其中包括26个未建交国,旅日、旅美台胞也在受邀之列。

在北京举行的锦标赛和邀请赛,也曾让周恩来颇费思量,碰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球队要弃权,碰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球队要礼让,全都关乎国际关系。他特意叮嘱组委会的负责人庄则栋,要求每天写报告汇报遇到的问题。

乒乓外交,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中国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其间,中国与许多亚非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

“除了乒乓球,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项运动,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这么巨大的作用。”钱江对乒乓球的传奇颇多感触。

1963年4月,第27届世乒赛在捷克首都举行,中国乒乓人喜欢把那届赛事也称作“布拉格之春”。4月8日的男团决赛,又是中国队与日本队遭遇。赛前练习的时候,日本队的四名主力占用了一张球台。四名穿着红上衣、蓝短裤的中国队员晚来了一会儿,在另一张球台上开始练球。

突然,日本队中的名将三木、木村等人都停止了练习,呆呆地看着中国队的四个人,除了庄则栋和李富荣,另外两个中国人他们完全不熟悉,但是这他们的打球风格怎么会如此熟悉呢?

能够成为他们的影子,事实上恰恰是那两个中国选手的成功。模仿三木的人叫廖文挺,模仿木村的叫余长春。他们不是来比赛的,他们的角色是:陪练。

半年前,日本队访问中国的时候,余长春还是一位直板快攻球员,如今和木村一样,成了左手弧圈球打法。这些做出自我牺牲的球员,一度被当作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典范来讴歌。

在中国乒乓球队,强大的团队优势被尽可能充分地发挥,而且为了争取胜利,在“业务钻研”上也无所不用其极。比如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准备,不仅有专人模拟其打法,甚至还有人专门分析其比赛细节,对能找到的全部录象进行剪辑。

前些年,瑞典天才球员瓦尔德内尔一直被中国男队视为头号敌人,研究人员苦苦通过其比赛录象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后来发现,每每比赛进行到关键时刻,瓦尔德内尔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提一下袜子——而且每次提完袜子都会有一个战术调整,研究人员硬是从中找出了这种战术变化的规律;再比如近几年的主要对手韩国人柳承敏,中国方面就专门分析他打到9比9这种关键分的时候,发球、接发球有什么变化,有什么规律……

很多时候,为了提高球员关键时刻的心理素质,训练中安排从8比8,9比9开始打;或者制造“不平等”竞争,主力与非主力进行教学比赛,上来先让三五分;大赛前的集训中,教练会播放高分贝的赛场嘈杂的录音,提高队员的抗干扰能力;球队内部还有一个拒绝外传的小传统——某两个球员进行队内对抗的时候,其他队员每人出十块钱,押其中的一位,为的是刺激比赛者的情绪……

以上种种旨在增加难度、锤炼心理的训练手段,或许还是可以被其他球队效仿的,但类似于“直通萨格勒布”这样,把内部选拔赛放到电视上现场直播,恐怕是只有中国的乒乓球队才能有的待遇了。

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定于北京举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承办世界大赛,此前一年的年底,全国选拔出的108名选手被集中到工人体育馆,号称“一百单八将”,开始了极其艰苦的备战,中国乒乓球男帮女、模拟对手等特殊的陪练形式,也从那时悄然开始。

一个难得的假日,女运动员邱钟惠上街散步,看到一些市民举着带有夹子的长竿,往下夹树叶,她好奇地走过去问:“你们摘树叶干什么?”

此言一出,对方上下打量着这个女孩子,简直有点不耐烦了:“你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故意装傻?大家在饿肚子,你不知道?”

这件事让邱钟惠羞愧难当,生活在完全封闭的世界里,待遇上享受着比国家领导人还高的政策,她当然无从知晓,那是中国当代史上充满辛酸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当时国家领袖的意识里,越是时世艰难,越是需要乒乓球打出成绩,振奋国民。

在不同的国家,乒乓球被赋予的意义可能完全不同,从事乒乓球的人们肩负的往往是特殊的使命,这使命要求他们过一种远离现实的生活。

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有一次听取下属部门汇报工作,身为体育战线全国政协委员的张燮林也在场。工作议程结束后,大家正要散场,突然叫住张燮林:“听说你们乒乓球队以前总是让来让去的,是不是有这回事?”

贵为国务院总理,都对乒乓球队的“让球”传闻颇感兴趣,这一话题近些年来被长久地提及并引起广泛争论,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对于的问题,张燮林当时没有正面回答:“平时我与庄则栋打,差不多是四六开,他占一点优势。”

他的回答,也可以看作委婉地承认了一次很经典的“让球”传闻。那是1961年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进入男单半决赛的全部是中国选手——来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以及来自北京的庄则栋。进行半决赛的前一天夜里,贺龙元帅在北京华侨饭店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一个会,要确定世乒赛的冠军归属。

作家叶永烈对此的慨叹是: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连冠军也要按照计划“生产”。

一位上海乒乓球界的教练参与了那次会议,据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贺龙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事实上,他也并没有真正要征求意见的打算,他希望三位上海选手委屈一下,让庄则栋拿冠军,因为他代表首都,而且年轻。

决赛的结果,李富荣让给了庄则栋,而庄则栋的获奖感言也耐人寻味:“我是代表集体领奖的。”

接下来的两届世乒赛,非常巧合,又是李富荣与庄则栋争冠军,结果还是按领导意图计划好的,为的是中国产生一个三连冠,并永久拥有男单圣·勃莱德杯的复制品。

据张燮林回忆,历史上中国人也有过另一类让球,比如第34届世乒赛的时候,中央认为中国拿太多冠军也不好,规定最多只能得四项,结果中国就在第五项决赛时放了水。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让球”的命令,即使是46年后的今天,当事人徐寅生、张燮林均表示,既然运动员完全是国家培养的,就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而作家叶永烈的态度也很鲜明:不管你找出什么理由,让球就是在造假,就是在亵渎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就是在违背基本的体育精神。

叶永烈平生著述颇丰,其中大多是与共和国政治、历史、重大事件相关的人与事。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这位作家的笔触竟两次伸向体育领域,而且都是乒乓球题材。其中一次是讲述庄则栋的曲折经历,另一次是关于何智丽“让球风波”的报道。这两次报道,尤其后者,在社会上曾经轰动一时,甚至延续至今。

“我对体育本身没兴趣,之所以写乒乓球,因为它曾是政治标兵,与政治关系密切;换作世界排名73位的中国足球,我是肯定不屑于关心的。”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叶永烈说他关心的其实是当代政治。

“在保证国家利益和荣誉的大前提下,我们不鼓励也不支持队员去‘让球’。”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乒乓球队领队黄飚这样对记者表述目前对于“让球”的官方立场。字面上,其表述是如此含混,好在事实为官方的态度做了更好的阐明——最近几年来,中国乒乓球队基本告别了“让球”这一“光荣传统”。

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单半决赛,实力占优的王励勤完败在队友王皓拍下,由后者在决赛中对阵韩国的柳承敏。关于这场球是“让球”的传闻和猜测,一时甚为喧嚣。多位了解内情的人士一致向笔者表示,那场半决赛绝无半点水分。我们只能叹息,以往中国乒乓球队“让球”的例证和非议过多,难免不令舆论过度敏感。

“我从事乒乓球这么多年,个人最困难的时期,就是‘让球风波’前后。”作为当时的中国女乒主教练,张燮林承受过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多年以后,他还是不原因具体谈论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过对于“让球”现象,他倒是表明了如今的观点:“这种做法也有它不好的一面,比如对运动员的付出显得不够尊重,也容易打击她们的进取心。”

一个至今不为外界所熟知的内情是,喧嚣一时的“让球风波”并非何智丽以一己之力挑战威权、对抗沿袭多年的“光荣传统”,连她自己也承认,一直得到乒乓球队顾问、名宿孙梅英的支持。确切地说,这一风波也是乒乓球队教练层内部矛盾的体现。

中国乒乓球队的内部选拔通常比世界大赛更为激烈和残酷,尤其整体水平更高的女队,差不多谁出去都可能是拿奖牌。在被问及这样的内部环境是否会导致一些不正常现象时,汉城奥运会冠军陈静的回答颇为委婉:“现在比以前透明些了,现在不是已经有了直通萨格勒布的选拔赛吗?以前肯定没有。现在,教练顶多使用几个机动名额。”

如今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曾长期担任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军人物,一向“治军严厉”,也可以认为,外界对乒乓国手的压力经蔡振华的努力而得以强化。不过,在最初以球员身份进入中国乒乓球队的时候,蔡振华也有过几乎被这种压力击垮的经历。

入队不久,蔡振华面临着队内的大循环比赛。在这个项目上,中国人的队内比赛通常比世界锦标赛都要残酷和激烈。那时候天还有些凉,蔡振华竟故意睡觉不盖被子,他希望自己被冻感冒,以此避开队内的大循环比赛。

2006年和2007年,CCTV-5先后推出了两档大规模的系列赛事直播,分别叫《直通不莱梅》和《直通萨格勒布》,拿出几十个小时对中国乒乓球男女队的队内选拔赛进行直播,无形中,让原本激烈的队内竞争越发残酷起来。这一创意的始作俑者之一,恰恰是当年那个寻思着逃避内部循环赛的蔡振华。

似乎是一种内部传统,接受采访的时候,每一位中国乒乓球界的人士都不认为承受了比其他项目更多的压力。但那些大赛前甚至日常训练里高度紧绷的神经,还是泄露了一切。

张燮林担任女队主教练期间,有一次在体委领导出席的会议上做“战前动员”,他希望找到减轻队员压力的方式:“哪怕你们拿了第三名,也是应该受到表扬的,要是各行各业都能拿到世界第三,那我们国家……”

他的话被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打断了:“不能这么说,我们乒乓球队只能拿第一,否则就是失败,全国人民不答应。”

4年多以前,一位心理学专家到厦门训练基地,参与了对中国乒乓球队的心理辅导,事后他私下对时为《中国体育报》乒乓球记者的郝清亮说:“这是一群心理极其脆弱的人。”

1988年汉城奥运会冠军陈静退役后攻读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她也多次应邀对国家乒乓球队的晚辈们上心理课,她对这一集体中的成员所承担的压力尤其感同身受:“(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普通人要大得多得多。”

在中国乒乓球界,现在人们可以谈庄则栋的功过,可以谈何智丽风波,可以谈“三英之死”,惟独对一个名字讳莫如深,那就是——韩玉珍。作为熟知内情的

1962年秋天,中国乒乓球队首次出访日本,并在名古屋站的比赛中战胜了世界冠军日本女队。年仅20岁的黑龙江女选手韩玉珍,当时已经入了党,而且是球队的主力。11月2日,东京站的比赛即将开始,与韩玉珍同屋的梁丽珍却慌张地跑到球队领导那里,说韩玉珍趴在地上,称有歹徒闯进屋子把她的手刺破了,歹徒还翻了两名运动员的箱子,弄破了她们的球拍,然后跳窗逃跑。

此事惊动了日本警事厅,但反复侦查的结论,都未发现任何做案迹象。后来还是韩玉珍自己交代了真相:她担心在这种重要的比赛输球,又担心队友上场取胜压过她,不仅弄伤了自己,还弄丢、弄破了队友王健、梁丽珍的球拍。

这一举动在当时被视为国际影响极其恶劣的丑闻,韩玉珍被提前送回国内,不久即接受了开除党籍、下放北京南苑农场的处罚。

后来韩玉珍曾重返国家队,但心理问题也随之出现反复,最终被送回了黑龙江。可惜她在“文革”期间又遭受严酷的迫害,多次自残、自杀未果,1978年,韩玉珍得以,不过仅仅一年之后,她就因肝坏死结束了38岁的生命。

韩玉珍的戏剧性遭遇,除了被圈内视为个人悲剧,亦被许多人看作是为这个无限荣光的集体抹了黑。但事实上,在一个荣耀与压力都被无限放大的集体里,韩玉珍所为虽显极端,却绝不应完全视为个人心理危机。据当年队友回忆,为了争得荣誉和胜利,韩玉珍是一个训练近乎疯狂的人,除了吃饭睡觉,终日在球馆里苦练。

中国乒协新闻委员会主任夏娃从事乒乓球报道已有21年,但她对韩玉珍的故事竟也不甚了了。不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同样表达了对乒乓球国手们心理问题的担忧。

今年2月,在“直通萨格勒布”内部选拔赛广东中山站的比赛中,名将王楠发挥欠佳,比赛结束后,记者夏娃看到王楠难受得哭了起来。王楠的哭泣不全是因为输球,而是在她几次打出臭球的时候,本能地想摔一下拍子,发泄一下,无奈这是队规中严格禁止的,何况还有“陈玘摔拍事件”在前。王楠无从发泄,也只能选择私下饮泣。

一边是无处不在的压力,来自上面的、外部的,来自队内残酷竞争的,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在各种严苛队规编织的网内,这就是这些年轻人甚至孩子要面对的现实。与乒乓国手们关系至为密切的夏娃说,这些选手“绝对都不是常人”,“有时候我换位思考一下,假如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那么好。”而最令她忧虑的一点,就是乒乓国手们压力如此巨大,虽然其意志之坚强远胜常人,但缺乏起码的发泄、排遣渠道,终究是危险的事情。

2006年5月11日,河北正定县蟠桃村村民张春美发现,自家的瓜田里来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看架势怎么都不像一个庄稼人。

“我家有一亩地,所以到这儿学习来了。”对方显然在扯谎,因为他身边还跟着一个扛摄象机的人。

劳动中,这个年轻人突然拾起一穗麦子问旁边的人:“这里边是会生出米饭来吧?”周围人哭笑不得。

2006年3月5日,亚洲杯男子乒乓球单打决赛在日本举行,22岁的陈玘输给了队友王皓,于是连续第四次在国内外单打比赛中获得亚军。比赛结束,一向性格外露的陈玘难以遏制对自己的懊恼,摔了拍子,踢了档板。在职业网球赛场上,人们见惯了麦肯罗、萨芬们一次次地摔球拍,骂粗口,甚至有不少球迷偏爱这样的坏脾气,即使不予欣赏,也仅仅会认为这些举动体现了球员个人的修养与秉性。但是在中国,在乒乓球队,陈玘的举止被很快定性为“严重的赛场作风问题”。主教练刘国梁的结论是:“你这件事造成了很恶劣的国际影响,给中国乒乓球队多年来的光辉形象抹了黑。”

在厦门,中央电视台记者周到见证了处罚陈玘的会议。年轻的陈玘被认为是典型的“80后”性格,有个性、有激情,也很容易“情绪失控”。那天他眼睛有些红肿,头发也有些蓬乱,与平时顽皮、张扬的性情反差巨大。会上,每个队员都要站出来发言,对陈玘进行批评教育。那个下午,会场上被反复提及的字眼是“浮躁”和“失控”。在熟悉陈玘的周到看来,对这个年轻人最大的煎熬不是这些,而是当着摄象机镜头念致歉信,还念了两遍。周到那个下午心情也很压抑,她认为每个年轻人犯下类似的错误都很正常,“只不过因为陈玘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他的错误就放大了十倍,二十倍,甚至无数倍。”

九运会上,张怡宁因为比赛中踢桌子、摔球拍发泄不满,被中国乒乓球队课以禁赛三个月的处罚,这其实是与“恋爱风波”相反的另一种“特殊待遇”——九运会上,类似情况不止出现在张怡宁一人身上,为何只处罚她?当时的中国女队主教练陆元盛认为,作为年轻选手,如果平时不注意,就很难在大赛取得优异成绩。“输球不能输人,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光荣传统”。

前《中国体育报》记者郝清亮采访过多个项目的国家队,他的感慨是,乒乓球队不仅管理规章细致苛刻,更重要的是执行起来非常严格,甚少像其他运动队那样“难免打一些折扣”。“比如大赛前夕,手机一律要上交,没有什么条件好讲;在队员房间里,哪怕发现了一个烟头,全队都要进行检查。”

2004年新年的第二天,时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的蔡振华宣布,白杨、侯英超、李楠、范瑛因为谈恋爱影响训练,国家队将4人退回各省队,勒令其进行深刻反省。

这一年,白杨年满20岁,她的男友马琳则是24岁。限制年轻人恋爱本来就遭致非议,另一个引发不满的是,男队主力马琳、王皓作为恋爱中的两位男主角,因为“没有影响成绩”,并未受到任何处罚。

1月5日,中国乒乓球女队首次与男队分开封闭集训,男队前往福建厦门,女队开赴河北正定。对于这场引人关注的“恋爱风波”,偏重时政类内容的《南方周末》竟也进行了报道,文章标题耐人寻味——爱上乒乓,但禁止爱上队友。

仅仅四个月以后,四个人“认识到错误”,得以先后重返国家队,但曾经的爱情,却只能无奈地放弃。

第49届世乒赛期间,留守国内的白杨接受了《体育画报》的采访,但她拒绝谈论那场“恋爱风波”,称自己现在只想打好乒超联赛,并为中国乒乓球队做一点贡献。

如果说,在这样的团队里,训练上的严苛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很多日常管理的要求,则是在挑战人性了。

中国队在萨格勒布囊括五个项目全部冠亚军的时候,党的正思量G8峰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课题,国务院总理在考虑稳定猪肉价格的政策,沪深股市没有被大捷振奋从而强劲反弹,讨薪路上的农民工也没有暂时忘却民生之多艰。

如今,乒乓球终于不再是政治——当然,在体育系统这个局部,它依然是“小政治”,自庄则栋1974年成为国家体委主任以来,几乎历届体育领导班子都有一位副部级以上的高官出身于乒乓球运动员。虽然不再是政治,不再“推动大球”,但称霸世界乒坛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耀、升迁,还是成为一种惯性,激荡着一代一代从事乒乓球的人们。还有相当多的人依旧需要乒乓球成为标杆,成为长盛传奇,乒乓球某些时候仍活在它的过去,或者说是为它的过去活着。

即使2000年10月,国际乒联推行“大球”之后,乒乓球的重量也仅有2.7克,我们或许可以断定,它是所有球类项目中最轻的一种。但在过去的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它又恰恰是中国最重的一只球,甚至曾经重到超乎想象。正因其身世传奇身份特殊,小小银球在中国制造的多为极端的故事,极端的推崇,极端的压抑,极端的臧否,极端的悲壮……

现在,我们想说,再见,那些太不平静的生活。再见乒乓。再见并非告别,而是重新结识。中国人对乒乓球的民族情感值得珍重,但也必须审视。当乒乓球回归到一个普通的运动项目,当乒乓球选手重拾普通人的朴素情怀,当乒乓冠军或大满贯不再具有任何象征意味,我们也就回到了中国人本应拥有的雍容气度。那时的国球,或许更像国球。

本文参考:钱江著《“乒乓外交”幕后》、徐寅生著《我与乒乓球》、关鸿、黄伟康著《乒乓启示录》、庄则栋著《批准我们结婚》、邱钟惠著《笑对人生》、记录片《国球沧桑》、《乒乓运动的春天》,感谢唐元鹏、夏娃对采访提供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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